bonaparte）这样说道。［84］但是，对女性而言，这一说法却并不成立，因为她们早期的手淫行为和成年之后的性行为性质完全不同。为了走向成熟，女孩子们所要摒弃的不仅仅只是手淫这种行为，还有婴儿期所感受到的性高潮体验。也就是说，要摒弃刺激阴蒂的性行为，而学会体验阴道性行为；要抛弃主动性行为的幻想，而接受女性在性交行为中被动的现实。在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理论中，手淫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且，几千年以来被忽略的女性手淫研究在此也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200多年来，手淫一直遭受着文化的批判。如今，历史终于被改写，这种自体性行为被定义为塑造自我的重要因素。在旧的历史和新的发现之间，是弗洛伊德和他的同行们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对他们而言，手淫文化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研究领域。1910年，维也纳心理学研究界的学者们曾聚集在一起，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对《手淫》一书进行讨论，最终因为分歧太多而无法刊登关于这次座谈的任何成果。两年后，他们又相继召开了9次座谈会，但依旧很难找到共识。弗洛伊德在会谈报告的结尾处只好写道:“关于手淫的讨论的确永无止境。”200年前，当手淫文化从贫民窟产生出来时，它曾被形容为“令道德受伤的困扰和痛苦行为”；200年后，手淫却成为“欲望本能和现实压抑的斗争表现”，用弗洛伊德的同行、德国精神病学家威赫姆·斯特科（wilhelm stekel）的话来说，是带有现代印记的性行为，是塑造自我的巨大潜在力量。［85］
在第一代的心理分析学之后，无论承认与否，手淫在心理学领域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自体性行为是人类性学研究的典范”，著名分析家乔伊斯·麦克杜格尔（joyce mcdougall）戏谑道,“这是个一再被提起、却屡次被忽略的事实”。无论是对相对正统的理论分析学者，还是对后来的女权主义作家而言，弗洛伊德对手淫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女权主义者露丝·伊利格拉芙（luce irigarav）就曾经对弗洛伊德用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对女性自体性行为进行诠释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她认为，小女孩“并不会对自己手淫，对她进行手淫的其实是阴茎的等同物”，并以此作为依据来重新定义“女性”群体，使其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事实上，也正是女性与自体性愉悦之间的独特联系定义了什么是女性，或者说，它至少是女性发掘自我、发掘自身感触的一种直接、不受干扰而且持续不断的渠道。“对女性而言，不需要任何调节，她就可以接触到自己的内在”，她“可以不断地抚摸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她，因为女性的性器官是由不断接触的两片阴唇构成的”。［86］伊利格拉芙认为，虽然手淫仍然可以算是成年性行为的雏形，但并非如弗洛伊德所想像，是成年女性性交行为的雏形。
心理分析学的影响迅速蔓延，远远超出这一领域的学科范围。从幼儿科学的教科书到道德神学的讲义，在解释到“性”的问题时，都深受弗洛伊德对于性心理发展观点的影响。在这种对手淫崭新的诠释中，手淫行为不再像启蒙运动时期和18、19世纪的评论那样，是全民公敌。它在个人成长和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国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说道，它“既非疾病，也非罪恶”，但值得人们广泛关注。［87］对手淫致病的担忧一旦烟消云散，这种行为所引发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也就变得更为清晰。既然“已经十分清楚手淫对健康无甚伤害”，美国一位著名的分析家评论道，就应该对手淫展开广阔而全新的心理研究。弗洛伊德的启蒙观点认为，手淫应被视为青少年的一种自然行为，是性行为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常人在成年之后就会抛弃这种行为。然而，如果“成年人还继续手淫”，则可被视为性心理发展受到压抑的标志之一。手淫不是罪恶深重的恶习，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它只是失败和落魄的象征，是内疚感和不满足心理发出的讯号。没有幻想的手淫行为，只是为减轻“身体里爱恋欲望的紧张感”；而带有丰富幻想的手淫，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不完全的情欲发泄，并不能提供任何“精神意义”（人们一般认为，性行为的精神意义在于，它可以使人成为“具有社会性的成熟公民”）。因此，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一个至关重要、含义丰富的时期。它的一端是“自然的”婴儿期自体性行为，另一端则是迈向成熟所要经历的痛苦挣扎。在这一时期，手淫从“性启蒙”的一个符号转变为另一种象征，象征着手淫的实施者未能获得正确的欲望目标，更广义地说，象征着手淫者不能与社会的需求形成妥协。［88］一个人与手淫的斗争历程，其实就是携手文明、共同发展的进程。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24)
这些广泛意义上的弗洛伊德式的诠释推动了性别斗争的发展。在20世纪上半期，成年之后依然手淫的做法被看做是一种正面的行为，是对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的一种反抗。这种理论的新动向可以追溯到四、五十年代轰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赛性学报告》（kinsey reports）。这一报告在更广泛意义上令人们对存在已久的一个事实更加印象深刻——手淫这种所谓的“变态”行为实际上非常普遍。并非像某个19世纪的观察家所预言的那样，手淫仅仅广泛存在于文化层次低下的人群当中。事实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尤其是女性，越存在着手淫倾向，或曾经有过手淫的经历，至少《金赛性学报告》是这样说的。并且，大多数的手淫行为并未削弱婚姻内正常性行为所带来的性愉悦感，虽然18世纪的批评家曾经这样担忧过。手淫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性交行为产生的满足感似乎是相当的。
《金赛性学报告》并未就自体性行为发表很多议论，但是，正如同报告中争议颇大的有关同性恋的调查数据一样，这些数据向我们展示，被我们原本质疑为变态的性行为其实只是从正常行为到反常行为的性活动曲线的一部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性学研究学院举行的联合调查以更为人所接受的方式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其受关注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性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手淫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
弗洛伊德之后的手淫文化研究始于1966年。威廉·马斯特（william masters）和维吉尼亚·琼森（virginia johnson）合作出版《人类性反应》。这部著作后来不断再版，并被译作多国文字得以广泛流传。虽然这本书以及之后的那些观点并非是为手淫行为正名，但却给女性手淫者留下了这一印象。首先，它认为，弗洛伊德所持有的女性成年后不再会有阴蒂性行为——即手淫——的观点是错误的。马斯特和琼森进行了许多访谈和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大多数女性在经历性高潮体验时，仍然有刺激阴蒂区域的行为。”这就意味着，在异性性交过程中，纯粹的阴道性行为并不能带来完全的快感。马斯特和琼森认为，至少从生理学角度来说，手淫体现出女性性行为的真相所在。他们在书中写道，女性“并不仅仅满足于在阴蒂自我刺激行为中所体验到的快感”，如果可以摆脱“社会心理因素的干扰”，完全把精神集中于“自身的性欲要求，忘记所谓的‘阴蒂伴侣’的存在”，就可以体验到极致的快感。马斯特和琼森并不是在提倡这种没有任何“干扰”存在的性体验，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女性在性交过程中，通过在做爱时加入手淫行为来获得完全的性满足感。很明显，在这一观点中，自我刺激是享受愉悦的金科玉律。马斯特和琼森的理论影响了很多人，激进女权主义的倡导人、《女同性恋者的国度》的作者吉尔·约翰逊（jill johnson）就曾经引用他们的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她认为，阴道的外三分之一处是一个能给女性带来极大快感的地方。弗洛伊德所持有的“阴道快感是更成熟的快感”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能带来这一快感的并非只有阴茎，自慰棒，甚至是一根香蕉，无论是自己使用还是他人操纵，都会达到与阴茎相同的效果。［89］
由于这些理论的出现，手淫文化首先受到女权主义者的青睐，继而又被男同性恋运动所吸纳，作为一种体现自由、自主意志以及反抗现实传统的行为。它在性别政治斗争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加巨大。手淫不再是堕落的象征，它首次被认可为虽与正常做法不同，但仍然具有正面意义的行为。它象征着自主意志、甚至自给自足。它不再受人非议，引起恐慌，而是宣扬解放自我、有益于健康，而且魅力非凡的行为。
在手淫文化走出市井，成为现代西方、乃至全世界文化讨论热点的最后一段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是这样一本书的出现——《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这本书出版于1971年，其前身是由波士顿女性健康编写组（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编写的一本油印小册子“女性和她们的身体”。这本书一经出版，大受欢迎，总计销售约400万册，直到2002年仍然还在出版发行。这本书先后被翻译成至少16种语言，意大利语译本出版于1974年，日本及丹麦语译本出现于1975年，西班牙语译本出现于1977年，德语译本1980年，荷兰语译本1981年。1973年，这本书甚至还出版了一部英语盲文版。［90］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25)
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中，作者一开始就对流行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对手淫大为谴责的观点进行反思和批评，并认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理论其实是对手淫的新的批判，而且是一种反女权主义运动的观点。书中讲述了一位女性的故事：在她小的时候，她迷恋上了这种令人有罪恶感，但却十分愉悦的行为。她认为，父亲的炎症和可能造成截肢的后果肯定是她享受这种罪恶的快感所造成的，如果她不及时停止这种行为，父亲就会死去。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摒弃手淫行为（尤其是阴蒂手淫）及其带来的快感是迈向成熟的必经阶段,《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也进行了广泛批判，并为自体性行为作以正面的辩护：手淫并不是性交行为的替代品,“它只是不同于两性性交行为，但绝不比性交行为更为低下”。［91］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的传统理论遭到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攻击。然而，在一本有关单身女性情感问题的书籍里，作者劳拉·赫顿（laura hutton）——一位来自塔维斯托克诊所的临床医师却相当坦率地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手淫其实和去妓院嫖妓本质上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在手淫行为中,“没有利用其他人来满足自己自私的目的”。在这种“多少有些无意识的自恋行为中”，总是缺少点什么——即便这种行为的低劣性并不被广泛认同——那就是,“（手淫其实是）向婴儿期自体性行为的倒退”。［92］
赫顿医生斥责的“从自身获取感官享乐”的手淫行为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中却表现出全然不同的观点。书中说，自爱是女性自我认知的起点，是今后所有其他行为的根源。手淫是“接触自己身体首要的、最容易的，也是最方便易行的手段”。它是一种纯粹的愉悦享受，是意志行为没有受到干扰的体现。换言之，手淫可以使人从现实的条律约束中暂时解脱出来。这本书随后还介绍了如何进行手淫，并且对性幻想的意义所在进行了讨论。此外，此书对18世纪有关手淫文化的探讨和弗洛伊德的研究进行了“改头换面”式的重新诠释。从书中我们看到，手淫不再是脱离现实的行为（卢梭认为这正是手淫的危险所在），也不再是心理倒退行为的体现，它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所处世界的一些真相”，让我们知道如何“接受自己的感觉，并试图去理解它们”。［93］
70年代时，在女权运动领域涌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评论，对被视为现代权威的弗洛伊德学说作出了全新的诠释。1970年，安妮·科德特（anne koedt）的论著《阴道高潮的神话》首次将手淫和女性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公布于众，为医学领域的这种自助性质的行为烙上了政治的印记。她的观点很快影响到众多更大众化、批判意味不太明显的各种评论。［94］例如，贝蒂·道森（betty dodson）在《解放手淫：对自恋的反思》中就直白地阐述道，自体性行为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解放行为，也是个人意义上的解放自我。道森的著作自出版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六次再版，最后一次为1996年。（她的其他作品，如《自恋和高潮》、《一个人的性：自恋的喜悦》也是关于同一主题。当然还有很多关于手淫讨论的录音或录像带。）道森的观点超越了波士顿妇女健康编写组。她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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