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已不再相信“手淫致病论”了，它只停留在无知者的迷信观念和民间说法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完全覆灭，因为这一理论给现代手淫文化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一个始终位于西方性文化研究中心地位的话题——手淫。在与医学疾病完全脱离干系之后，手淫文化以三种互相独立却彼此相连的方式，进入到20世纪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思潮当中。
首先，在人类学、动物行为学、性医学、精神病学，动物学，以及其他领域的读物和学术著作中，人们发现，手淫行为在青少年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是长期以来十分明显的事实，并引起无数人的担忧。不仅如此，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中，在各种不同的文化里，这一行为也十分普遍。甚至是在我们所熟悉的动物中也存在自淫行为，如：马、威尔士矮脚马、熊、雪貂、狗、猫、猿猴、臭鼬和鹿。不仅是欧洲人，巴厘人、埃及人、非洲霍屯督人、印度人、泰米尔人、巴苏托人、中国人、日本人都有手淫的历史；不仅学生，无论男男女女，无论精英学校的学生，还是教养院的少年，都普遍存在手淫行为。当然，因为性别或种族的差异，也许方式会有所不同。此外，在每种文化中，都存在女性自淫现象，但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对于性用品的使用是有限制的，尤其是对那些“沉溺于某种性愉悦方式”的人来说。然而，这些细微的差别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强大的事实：每个人都会手淫。对于如此纷杂的研究材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从中提炼了“堕落学说”——一种风行于19世纪的观点，认为手淫和嫖妓是人类退步的表现。还有人提出一种假说，即在生殖能力形成之前，性意识的过早启蒙会使人们需要找到一个宣泄性欲的出口。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十分必要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人梅契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就持有这一观点。德国性医学家布罗赫（iwan bloch）则和弗洛伊德一样，赞同尼采（nietzsche）的观点：一个文明人需要为自己的本能找到合适的出口。有一些研究借用了动物界自淫的资料，而另外一些则没有。但总的说来，这些在欧洲和美洲可以广泛阅读的新资料极大地推动了手淫文化的发展。那种认为手淫只是青少年的道德败坏行为，只要有正确的教育、只要不结交心怀不轨的朋友、只要避开恶仆的影响就可以预防这一恶习的观点，已经被证明完全是个谎言。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说，手淫不仅是一种自然的行为，而且是普遍存在的。［75］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21)
手淫文化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主要渠道主要建立在上面所述的那些新资料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新资料为手淫增添了重要的心理学上的意义。1899年，英国性心理学家哈维洛克·艾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发明了“自体性行为”这一术语，指的是“在没有外在刺激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因另外一个人（或物体）而发生的”所有性欲望。“自体性行为”的含义是广阔的，不仅可以用来描述“那些因性行为受到压抑而产生的异样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各种病态行为，还可以指代所有我们认为是高级文明产品的艺术成果，即赋予生活丰富色彩的艺术和诗歌行为。简言之，所有关于性的幻想——自古以来，思想家们就认为人的头脑中存在着大量性幻想——都可以用这一术语来概括。事实上，所有试图从身体内在获得性满足的企图，无论有意无意，都可被概括为“自体性行为”。［76］
当然，在“自体性行为”的广泛含义中，手淫仅仅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艾利斯指出，人们只有将这种行为视作“自然界众多事实行为中的一种”，才能够真正领会它的文化重要性。在这种事实行为的一端，是动物的自淫行为。虽然艾利斯引用很多文献来证明动物中也存在自淫行为，但这并非本书讨论的重点。他对动物的自淫行为进行研究是想证明，人从自身寻找性愉悦的癖好其实来源于自然界，因为野兽也有这种行为。但这种癖好也是文明作用的结果。正是那些令我们成为“人”的特质令“自体性行为”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因此，在“自然界普遍事实行为”的另一端，是一种融合了想像力、性欲和艺术的人类行为。在艾利斯的定义中，手淫是精神性行为的体现，如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所言，是一种能对文化造成影响的性行为，因为它完全来自于人的幻想。［77］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手淫的危害性在于它的不可告人性以及缺乏社会及道德的约束。然而，这种行为现在却被定义为众多正常行为的一种，完全不必受到时间、地点、社会和责任义务的限制，并且可以通过任何一种精神活动而获得，对它的道德评判现在也取决于个人如何看待这种行为。曾经将手淫比喻为“中产阶级的脑力性行为”——这也是查太莱夫人情人的魅力所在——的d.h.劳伦斯（d.h.lawrence）认为，手淫只是真实的两性性交行为的虚假代替品，那些抱怨少男少女们过早进行性行为的人们其实是在哀叹“他们本该被分开，用手淫来代替真实的性交”。性的欲望必须找到合适的宣泄口，在“我们这一灿烂的文明里，出路就是手淫”，换言之，就是精神的性行为。劳伦斯指出，现代的流行文学和流行娱乐似乎都在暗中推动这种隐秘的行为，而在这种行为的进行过程中，人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具行尸走肉”。［78］这里需要额外说明的是，令劳伦斯对手淫产生反感的并非是手淫所具备的精神幻想特质，和18世纪的评论家一样，让劳伦斯厌恶的是这种行为的隐秘性令人感到羞耻,“比身体的排泄物更加不可告人”。
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对艾利斯的理论表示出更多的支持。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在手淫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幻想，维达尔额外还注明，会产生与他人性交的幻想。从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手淫》一书遗留下来的影响。维达尔评论说,“很少有人会承认，为了获取或维持性快感，人们在性交过程中会制造一些想像的情欲画面来作为肉体的补充”。卢梭所声称的“危险的补充”在手淫中已经变成家常便饭的事情，而且似乎颇有益处。当然，维达尔的理论也并非完全正确。他认为，青少年——为什么不是所有人呢？——为使手淫行为更加意味深长，在“行为初期，他的脑海中会呈现出类似酒神节狂欢的场景”。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果幻想得太美妙，那么与异性的性交就会显得索然无趣。18世纪时，这种担忧非常普遍。但是，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幻想行为，无疑将会成为培养丰富想像力的温床。［79］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22)
在纪德自传的第一页，他描写的关于自己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淫”。据纪德的描述，在他小的时候，曾经和一个仆人的儿子躲在餐桌底下偷偷手淫。虽然纪德觉得十分享受，但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这一段回忆注定成为纪德发现自我以及塑造自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手淫”成为“幻想力”的代名词之后，这段回忆得到了详尽的描述。“这一行为的惟一原因，是性心理的发展”，纪德这样向文学家罗歇·马丁·杜·伽尔（roger martin du gard）解释道。同时，纪德将这一行为描绘为“一种虽然特别，但是完全自然的性情”，意思是说，他的需求和性能量需要通过各种各样、接连不断的情欲亢奋将其释放出来。这些情欲亢奋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主宰一切欲望、得失、成果、享受，甚至包括他的爱好——文学和雪茄。他认为，如果没有完全到达高潮，罪恶就不会过于深重。一波又一波的热浪袭来,“经常是一整夜，却从未令他犯下最高程度的恶行”。将手淫视作探索自我过程中必经阶段之一的观点最早出现于卢梭的《忏悔录》中，200年后，又重新以直白的语言形式再次出现。
令手淫文化成为20世纪热点话题的第三个渠道——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弗洛伊德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手淫成为人类心理发生的一个重要领域。当然，令手淫地位如此突出的人并非只有弗洛伊德一人，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艾利斯的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例如，性学研究的创始人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虽然对于手淫对身体的危害毫不在意，但却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比手淫更加污染人的心灵”，换言之，手淫在所有性行为中，最有可能导致“对异性的扭曲心态”、以及对欲望的变态心理。这种扭曲的心态和同性恋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从婴儿期的手淫心理中解脱出来，将会径直走向人性的扭曲。［80］美国心理学家史丹利·霍尔（g.stanley hall）也认为，青少年时代的几乎所有逆行，从对电影的过度迷恋到吸毒等，其根源都可以归咎于手淫。但是，是弗洛伊德清晰而明确地告诉世人，手淫是性的秘密。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学术飞跃，是因为弗洛伊德洞察到，人类的性欲望并非“顺其自然”地被引导到繁衍生息、或是所谓的异性性交行为上。若想使肉体和肉体欲望转变成有用的、能够繁衍后代以维持种族生存的男女两性关系，文明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从广义上说，将婴儿期形成的、无序的性能量转化为成年时期有组织、有条理的性生活的过程，也是欲望本身受到约束和引导的过程。人类如果想要达到更高的目标——不仅仅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而是追求艺术、音乐、文学，以及所有类型的文化，就必须完成这一蜕变。转变婴儿时期所产生的自体性行为就是蜕变的开始。通过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以及对该理论的无数诠释，手淫文化终于从18世纪评论家所制造的梦魇中解脱出来。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手淫可谓是被讨论最广泛的话题，也是与他的基本观点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曾经认为，精神病症的根源在于实际存在的精神创伤，也就是所谓的“诱引说”。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认为精神病症的产生是个人性欲望受到压抑并产生罪恶感的结果。弗洛伊德对手淫的研究则可被看做是架通这两种理论的桥梁。1905年，在他经典的“少女多拉的分析”中，他将多拉不断受到幻象困扰的原因解释为未能成功摆脱婴儿时期的自体性行为。［81］在多拉性意识成长的过程中，她和手淫行为的不断斗争是给她造成心理创伤的根本原因。
弗洛伊德理论的演变诞生出这样一种观点：手淫是性欲表现的基本形式。它在性心理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一种完全自然而且合乎常理的行为，但是必须在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将这种行为摒弃。正是在和手淫的不断斗争中，文明将性欲望引向正确的途径。相反，如果不能很好地引导这一欲望，注定将会是完全的毁灭。1897年末，在《梦的解析》出版之前，弗洛伊德在给朋友怀赫姆·弗立斯（wilhelm fliess）的信中写道,“我逐渐领悟到，手淫是一种重要的行为”,“是人最基本的一种嗜好”。而且，就与对香烟、酒精或吗啡的吸嗜成瘾一样，这一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是性满足的一种替代品”。弗洛伊德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作品时写道，手淫的作用和赌桌上的赌博行为类似。他指出，赌桌上常用的词“play”（赌，玩一把）和幼儿园中常用的“play”（玩弄生殖器）是同一词。［82］事实上，几乎没有一部著作不涉及“自体性行为”的。而且，弗洛伊德不时地将焦虑症、强迫症、自恋症、神经性呕吐、婴儿期性欲压抑、甚至罪恶感（尽管对此有争议）都归结于性满足感的基本途径与心理因素互相斗争的结果。但是，与其说手淫是成年性成熟的劲敌，不如说它是性成熟的预兆。婴儿期的手淫行为其实是在宣告，生殖器——如弗洛伊德所言——“注定会在将来成为伟大的物件”。人作为性个体的整个组织构造是由自体性行为协调完成的:“由这一性感应区域所引起的未来性交行为的满足感，正是建立在婴儿期手淫行为基础之上。”［83］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23)
手淫这种曾在道德上受到质疑而且被医学认定为极其有害的行为，在弗洛伊德的学说里，成为心理发展模式的必经阶段之一。它是一个人必须要经历、并要以正确、有序的方法实现超越的一个阶段。同时，手淫也是真正性交行为的重要演练,“是为成年性行为而进行的预先准备”，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心理学家玛丽·波拿巴特（ma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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