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看来，手淫比自杀性质更加严重，因为它违背了理性准则：自杀只是对个人生存规律的违背，而手淫是对更高层意义上的种族生存规律的嘲弄。更重要的是，引起这种行为的冲动本身就违背了自然法则，因为淫欲是自然规律所不允许的。康德进一步解释说：
一个人的手淫欲望，并非由真实的对象所引起，而是由这个对象挑起的幻想所激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欲望的真实目的相违背的，因为这一对象是由他自身所创造。幻想所带来的欲望完全不同于以繁衍生息为目的的性行为……或者说，与婚姻所订立的共同享乐的契约也是相违背的。
弗洛伊德也许会说这是一种对自身的迷恋，这种自恋的性行为属于变态行为。
最后，和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aquinas）一样，康德还回答了有关不以自然繁衍为目的的纯粹肉体欢娱行为的问题。他的回答虽然不很直接，但也意义深刻。康德认为，尽管这种行为是对性欲望的误用，但并非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正常的性欲望可以在婚姻范围内得到控制，然而，手淫却是对理性和社会的双重背弃。这种行为并非如医生所说，是一种精神错乱的表现，更准确地说，它应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错乱。
我之所以如此重视康德的观点，是因为他对道德自治的现代本体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是康德定义了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抛弃一切童年的道德枷锁和桎梏，从而变成能够自主决策并且用理性控制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从这一框架来理解，手淫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与康德怀有相同见解的人还有很多。1786年，berliner monatsschrift杂志在刊登了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文章两年之后，进行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征文的主题为“青少年如何能够身心安然地不受淫秽恶行，尤其是手淫恶习的侵扰？又或，如若已经受此恶习困扰，青少年将如何应对？”一位“具有高贵品格的友人”为这次活动设立的奖金高达60德国银币——相当于一个雇佣劳工一整年的收入。当时最著名的教育改革者坎帕（joachim heinrich campe）受邀担任评判。坎帕阅读了大量征文，最后选出4篇，全文或部分地刊登出来，并收编进他正在进行的一个有关德国教育的研究项目中，这个项目的研究目的是重新编定教育纲目，以适应新的公民社会的要求。这类以征文形式出现的获奖征文不断被刊登出来，并在杂志、周刊和报纸上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这样一来，对手淫这种恶习所造成的极大危害，几乎人人皆知。［64］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18)
由于康德、坎帕以及其他关注此现象的学者的共同努力，手淫文化成为当时道德讨论的中心。但在此之前，这一文化就已经在西方世界稳稳立足了。在18世纪末期，它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一种性行为。对于手淫现象的讨论和现代主义的发展一起，几乎遍及每一个角落。当然，教会除外——尽管人们希望这样，这座道德说教的堡垒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加入进来。它生怕自己的提醒会使那些本来并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心生好奇，而且，从传统上来说，这也并不是一个令神学感兴趣的问题。直到1844年，一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医生——才公开斥责教会没有给予手淫现象足够的重视。然而，他的观点也是建立在他作为医生的职责之上，而非神学职责。也就是说，他的观点来自于他从医学和生理学书籍上搜集到的那些因手淫而致死的恐怖故事。这位牧师说道，这些故事可以让道德神学了解手淫这种被忽视已久的恶习所产生的危害。［65］
虽然手淫文化并未如有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广泛出现在道德神学和宗教领域，它却已经在19世纪时遍布整个文化范畴，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艺著作中。它的提及更多地是被用作比喻，将18世纪对自我本性的质疑——不受外在世界约束的心灵生活——用疯癫和掩饰伪装起来。这令我想起拜伦（byron）对济慈（keats）诗歌的评价:“精神错乱的想像”,“毫无任何意义”,“是一种对心灵的手淫——对想像力的手淫”,“对人类智慧的亵渎”。简言之，就是“诗歌的手淫行为”。济慈的诗歌充满了幻想，他给浪漫主义的幻想赋予了无尽的欲望，并将想像力发挥到极致。华兹华斯（wordsworth）就曾经批判他的诗歌“充斥着令人无法容忍的刺激”。这指的是济慈诗歌中常见的想像手法。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在自己创作的诗歌《自我赞歌》中歌颂手淫，从而被现代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称之为惠特曼诗歌的“真正丑恶之作”。［66］
当然，这其中存在着某种讽刺。无论是广义的文学，还是浪漫主义作品中的情感宣泄，似乎都会引起手淫。这样认为的人大有人在。然而，伦理学家所宣扬的这种观点并非凭空捏造。俄国现实主义创始人、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评论家之一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曾经向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承认，他在19岁第一次阅读拜伦和席勒（schiller）的作品时，就曾经因此而手淫。［67］
不管文学或某种生活方式是否会导致手淫,“手淫”这一词汇却从此被赋予比喻意义，直到19、20甚至21世纪也是如此。它总是被当做贬义词使用，或是指想像力过度，或是指不够严肃认真，甚至还可以用来比喻缺乏理性、合理及教养的行为。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对于这一词语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他巧妙地将这一词汇的本义和比喻意义结合起来。瓦格纳不仅对于手淫所引起的道德败坏、身心伤害进行批判，还特别指出，犹太艺术存在着“手淫”的性质，即自娱自乐。他以拜伦攻击济慈的同样手法说道:“（犹太艺术）完全与生活脱节，纯粹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艺术。”瓦格纳并非是这种观点的惟一持有者。最早将犹太文化与“手淫”联系在一起的是阿比·格里高利（abbé grégoire），法国革命文化政治的推动者，也是犹太解放论的倡导者。在一本小册子中，格里高利将所有拒绝同化的犹太人称为“手淫者”，声称这些人只有被世俗同化之后，才能成为公民——才能拥有体面的性生活。19世纪末期的文化反犹太运动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犹太人（以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为代表）的艺术总是只指向艺术本身，缺乏民族基础。犹太人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们自娱自乐（与“手淫”近义）；而犹太人自娱自乐，是因为他们堕落。而且，尽管瓦格纳十分清楚犹太诗人西尔多·阿佩尔（theodor apel）双目失明的原因是因一次意外坠马事件，他却仍将这位诗人失明的原因归咎于“手淫”。［68］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19)
手淫文化在18世纪末已经完全成熟，并被引喻至各个文化领域。不仅如此，在政治领域，它也成为对大小政治事件的攻击手段之一。1793年，革命激进分子在对玛丽·安托万内特女王（marieantoinette）罪行的指控中，就曾攻击她教唆她的儿子、年仅9岁的皇太子进行手淫。法国法学家阿贝尔（hébert）对法庭说，皇太子年幼多病，而这种自渎行为无疑“对他的病况造成致命的影响”。当皇太子被问到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罪恶行径”时，男孩回答道,“是母亲和阿姨教会了他这种行为”。［69］玛丽女王或许因叛国而有罪；当时的贵族阶层淫乱之风盛行，玛丽女王与她的密友玻丽歌公爵夫人（duchess de polignac）或许也有私情；但就手淫来说，玛丽女王是无辜的。革命者将叛国罪名与手淫罪名并列在一起，其用意显而易见。在玛丽女王的政敌看来，手淫行为隐秘、肮脏、极具欺骗性质，再没有比手淫更适合的性淫乱行为可以和女王的政治罪行、古老政权的腐朽堕落，以及这位异国王后所带来的腐化罪恶相匹配的了。玛丽女王正是想用这种肮脏行为使她的儿子堕入深渊。
一个世纪之后，在20世纪早期的加利福尼亚,“手淫”又成为神智学会两个不同派别互相攻击的武器之一。据说学会中某一派别的一位教师利德比特（c.w.leadbeater）——该派别的创始人安妮·贝桑（annie besant）后来曾为他的行为辩护——教导男孩们手淫，以此作为预防更恶劣的性行为的一种方式。神智学会的美国分会于是对利德比特的变态行为提起控诉，以表示本派别的清白。［70］（1991年，以塑造皮威·赫曼［peewee herman］这一喜剧形象而家喻户晓的演员保罗·雷宾斯paul reubens，因在成年人电影院手淫而被逮捕，他的电影生涯也因此受到重创。看来，似乎没有比手淫更令人耻辱的行为了。）
这样一种不可告人的行为很容易——至少在想像中看来——被当做敲诈勒索的依据。19世纪一家英国报纸也曾经报道，向这些受到惊吓的手淫者兜售药品的公司不断地胁迫手淫者购买更多的药品，如若不从，就会把手淫者的资料公布于众。［71］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塑造的那个贼眉鼠眼、脸上长满疙瘩、面色灰黄、不可信赖的龌龊人物尤来亚（uriah heep），也许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手淫者形象。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形象，如在狄更斯作品中也出现了其他关于手淫的有趣描述。如在《雾都孤儿》中，他引用了斯威夫特那句经典的玩笑:“查理·贝茨，查理·贝茨大人，贝茨大人”（原文为master bates，读音和masturbates相同——译者注）。在《远大前程》中，有大篇幅关于匹普如何试图掩藏他的“邪恶秘密”,“隐藏在裤管之下的秘密”的描写。［72］狄更斯由此开创了一个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传统观念，即认为手淫者从外表上就能判断出来。“面无血色，四肢无力，胸部凹陷，全身发软，耷拉着脑袋……脸色如死灰一般……眼神暗淡无光，眼睑低垂”。许多广泛流行的医学书籍如此描绘手淫者的形象，并配有插图《手淫者肖像》，摘自《性制度及其错乱行为》。左图是手淫者形象，面无血色，四肢无力；右图为戒除手淫恶习的形象，抬头挺胸，气宇昂扬。。而这些描述似乎还不完全足以刻画手淫者的猥琐形象。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曾经看见并且在给他未婚妻的书信中所提到的那个18岁的英俊少年，也被这一“违背自然的恶习”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一生已经全然被毁，只落得形单影只，终生残疾的下场”。最近，有人对18、19以及20世纪德国文学中所涉及到的手淫现象展开了一次广泛调查，却仍然难以完全统计清楚。在一些论文专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有关手淫的讨论。手淫者已经成为公众嘲笑或愚弄的对象。人们对他们感到惋惜或恐惧。因此，沾染了这种行为的年轻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自己的恶习。［73］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20)
在如上对手淫者的描绘中，医学与道德伦理互相吻合。但是，那些对以自然为基础的伦理道德感兴趣的医生们，即使他们对于“手淫致病论”并不认同，对手淫也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例如，美国第一位女性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就充分运用了现代医学理论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她认为，手淫是导致“所有其他违背自然的恶行”的两大罪恶根源之一，另外一个是家庭暴力。这一论点是“贞节运动”的主要观点——布莱克威尔曾著书支持这一运动，但是却与“手淫致病论”无关。事实上，布莱克威尔把手淫看做是推动一次政治提议的武器：在一次大的立法运动中，手淫成为女权主义抨击双重标准的核心问题。布莱克威尔认为，男女双方对性的欲望是相同的，因此，那种认为男性需要用嫖妓服务来宣泄欲望的观点毫无根据。“用嫖妓的方法来宣泄男性欲望”是《传染病法案》的支持者所倡导的。这一观点的反对者则认为，这一举措将会使19世纪的英国采取像法国那样由国家颁发嫖妓许可令的荒唐制度。布莱克威尔还认为，对于男女双方来说，手淫危害无穷，不仅因为这种行为会使性本能欲望变得更加强烈——因为手淫过早地开发了人的性本能，而且因为手淫会削弱人的自制力。而人的自制力正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由于手淫很容易令人沉溺其中，因此在所有性行为中，它是最不容易受理性控制的一种。不仅如此，手淫还提供了一种不受约束的性生活模式，是最严重的淫秽行为［74］——这就是它的危害所在，与肺结核或精神失常并无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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