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门为女孩编写的小册子中告诫说，如果她们手淫，将会精神完全崩溃，不仅像男孩一样要被送进疯人院，而且很有可能“早早离世”。这本小册子得到了美国妇女俱乐部联盟社会健康协会主席的大力推荐。美国劳工儿童部在一本小册子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它建议母亲们提高警惕，以免自己的孩子“一生不幸”。［44］总而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淫》所产生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成为讨论的焦点话题，也被越来越多致力于社会福利和道德健康的组织所关注。
手淫也出现在关于“体外排精”的医学道德讨论中。1000多年以来，对于几乎所有罗马天主教的学者来说,“俄南的罪恶”在于性行为中断。在19世纪更为专业的天主教医学道德讨论中,“体外排精”一词被定义为“当性交开始之后，在射精之前，将阴茎抽出，并排精于体外的一种避孕方式”。［45］而且在19世纪，体外排精的含义还包括几乎所有的避孕措施。然而现在，体外排精的含义由于同下流低下的“手淫”联系在一起，变得邪恶起来。有人于是在“体外排精”之前加上“夫妻”一词作以修饰，然而却使得这种行为看上去更加邪恶。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12)
但是，医生们对手淫行为所产生的罪恶并不感兴趣。把手淫是否有罪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医学界和公共政策的执行者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手淫不会产生的东西。例如，法国一直十分关注人口问题，因此有人要求专门成立一支警察队伍，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自渎”行为，即对学校的孩子们进行突击检查，以确定这些孩子们身体健康。［46］这种做法首先可以使孩子们远离手淫，因为他们害怕被查出这种会让他们丢尽颜面的行为。而且，最起码，这种检查可以阻止手淫更加泛滥。但是，安东尼·科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ck）在美国发起的反体外排精运动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政治和伦理角度出发，这一运动来源于他对手淫行为的罪恶感和敌意，因为手淫带给人的性享乐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性交行为来获得。
手淫对于那些体外排精的支持者来说，也不是一种可以被认可的行为。这些人支持体外排精也许出于不同的动机，如：认为少生孩子可以改变穷人的命运、担心人口过度增长、还有因为各种文化原因而导致的拒绝生育。但无论理由如何，这些对手淫言论的支持者却与那些认为所有拒绝生育的性行为都是错误的人惊人地一致。支持或反对“为性享乐而性交”的人，对于手淫这种自体性享乐行为，观点都是大致相同的。［47］手淫是“少生还是多生”这一争论的底线。一方面，有争议认为，体外排精是危险的，因为它将成为另一种形式上的“手淫”。19世纪晚期最著名的妇科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曾说过，一个经常手淫的女性，其内部器官的状况与一个采取体外排精措施的女性几乎完全一样。她早就对女性的自淫行为提出严重警告，并反对一切阻止受孕的方法。她认为，温柔的爱抚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因为通过爱抚，大脑可以向身体提供进行性行为所需要的额外能量。手淫是在没有爱抚刺激的情况下索取这种能量，而体外排精虽然形式不同，其本质与手淫完全一样。［48］
来自于另一方面的争议的观点全然不同。这种争议认为，生理学已经证明，人类的生殖欲望本能——即追求性交的欲望——“高于一切，无论是在正常的性交行为还是在强暴行为中”（这句话出自于18世纪德国解剖学家、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这一观点所引发的并非禁欲论，而是引发了对不受怀孕所困扰的安全性行为的追求。如果在传统的异性性交行为中不能找到一个对社会和个人都健康安全的出路，那么对性交本能的追求则会不可避免地沦落到用一种“有害的行为”来满足自我。因此，体外排精不仅可以避免怀孕，还可以避免手淫的发生。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在认识到性饥饿的严重性等同于食物饥饿之后”，我们已经不能依靠马尔萨斯所提倡的道德约束——独身和晚婚——来阻止性交行为。让缺乏性约束的严重后果蔓延开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与文明的发展极不相称（马尔萨斯曾认为，饥荒、死亡和极度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是正面有效的行为，因为它们可以使人口和食物提供保持平衡）。而那种“有害的行为”，即通过“手淫来获取满足感的非自然行为”，则绝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淫是一种“背离社会道德的堕落行为”，它并不能给实施者带来“心灵上的解脱”，相反，它使实施这种行为的人“身心受损，甚至导致精神失常”。手淫所产生的后果是“罪大恶极的”，相反，体外排精则是一种有节制的、自然的满足“生殖欲望本能”的行为，不仅可以避免意外怀孕，而且“可以带来愉悦的享受”。简言之，体外排精可以防止手淫的发生。因此，无论是“体外排精”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手淫是人类的大敌，是万恶之源。［49］
推销治疗手淫的药物以及对手淫问题进行讨论已经成为当时专业出版物、医生论文、百科全书，以及其他书籍的一个惯例。正是通过这种医学与道德相结合的形式，无数普通大众开始意识到手淫行为的危害性。数百篇在学术刊物上刊登的文章将新发现的这种或那种疾病归咎于手淫；所有的重要医学参考书都列有关于手淫话题的条目；泌尿学、妇科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和性医学的专业书籍为普通文学作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关于手淫材料。在其他的参考书籍和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多对手淫的讨论。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发现这个话题几乎无处不在，无法回避。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位关注时事的居民，在某天拿起一份地方医院的报告时，会发现这样的告诫:“社会的每个公民都应该了解这种被广泛关注的罪恶”（即手淫），对此问题保持沉默、或对公众为驱除这种恶习所采取的措施表示反对，都应被视作违法行为。［50］对手淫问题保持沉默即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反抗，因此，有人甚至对制衣厂的女工表示担忧，因为从医学角度来观察，女工在操作缝纫机时会大腿摩擦，这完全可能是一种“自淫”行为。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代表了现代工业和自由主义的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的行为和操作缝纫机十分相似。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几乎任何一样东西都会引起人们对手淫的焦虑。［51］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13)
20世纪早期,“手淫致病论”的影响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普遍意义上的医学—道德危害论，这一论调蔓延至新的领域。性健康成为优生学的一部分，而优生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保障国家安全，在当时世界流行的“人种竞争论”中，是保障人口质量的重要手段。优生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手淫。例如，在日本，改革者和现代主义者将性教育和优生学引进了日本教育，手淫在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日本第一家女子医学院的创立者曾经这样说,“手淫是所有性欲本能中最可怕的一种疾病”。性交的基本目的是繁衍健康的后代，因此手淫不仅会对个人的生殖能力产生致命的后果，而且还将危害社会。在那些发展科学以增强国力的国家里，手淫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52］西方关于性健康的一本指南中曾经有这样的警告，人一旦“违反自然规律”，将永远失去生殖能力。对于那些实施此行为的轻率少年，手淫不仅会对肌肉和神经系统造成伤害，而且那些不洁的幻想也会使他们道德沦丧。因此，这本指南建议说，在这个信奉个人主义的年代里，母亲们要提高警惕，但更重要的是,“男孩子们必须认识到，只有自己才能获得自我救赎”。［53］
然而，旧的手淫致病论的影响仍然存在。1900年，由于结核病菌的发现，人们已经不再把肺结核的病因归咎于手淫。但是，反射生理学和对新陈代谢的生化研究却为手淫致病论提供了新的依据——心脏杂音、眼球痉挛以及各种神经及心理疾病被认定与手淫行为有关。直到20世纪，现代生物学才不再坚持手淫致病论，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手淫仍然是研究的热点。堪称青少年心理研究开山鼻祖的克拉克大学（这所大学是美国第一所邀请弗洛伊德开设讲座的大学）校长史丹利·霍尔教授（g.stanley hall）曾经说过,“手淫是最罪大恶极的行为”,“是人性弱点中最令人悲哀的一面，而且是一系列神经及心脉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一言论至今仍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在他看来，手淫这种堕落的行为是所有重大罪恶——无论是社会罪恶还是个人罪恶——的根源。霍尔教授的观点代表了19世纪文化评论的主流观点（第六章中将有详细的阐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由《手淫》一书开创的手淫致病论这一医学传统，经过提索的系统整理后，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到达鼎盛，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消亡。
然而，医学——无论是专业医学还是大众医学，只是推动《手淫》遍布世界的两大原因之一。纯粹的商业理由、医学—道德论的公共讨论、或是对手淫致病的传统研究都不能作为惟一的原因来解释手淫文化得以传播的真正缘由。如所罗门医生、高斯以及霍德森之流的畅销书虽然不具任何学术意义，但他们表达了与卢梭《爱弥尔》一书相同的观点，即手淫对伦理道德危害深重，正是在道德危害的基础上才产生出医学的危害。那么，普通大众是如何理解并接受这些哲学家、学者，甚至如所罗门医生之类的庸医所提出的道德警告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手淫如何从伦敦传播至整个世界的讨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心急的读者可以跳至第四章和第五章寻求答案）。但是，有关手淫的道德讨论有着自己的传播渠道，这些渠道在手淫致病论的影响逐渐消亡之后，逐渐得以增加和扩张。
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高雅读物都一致认为，手淫的根本问题在于这种行为自我满足的特质。它使人们幻想得到的那种不受约束的性享乐成为可能，无需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因为所有必需的物品——欲望以及满足感——都存在于个体自身。“手淫者身上永远具有实施这种罪恶所必需的手段、工具以及动机”。“没有任何理由，只要有这种想法，就可以恣意妄为地任自己的身体受淫秽欲望的摆布；支配他们的是幻想，而非自然”（后面这句话翻译自四十年前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关于手淫话题的文章，几乎一字不差）。阻止某种恶行发生的一贯性做法——避免受到诱惑——对于手淫这种完全起因于内在的行为几乎完全不起作用。与此相反，人们通常认为手淫行为十分猖獗，因为这种罪恶的吸引力无与伦比，而且没有任何制约的方法。此外，由于手淫总是由个体独自私下进行，也有些异端分子聚众手淫，因此对于某些人而言，它似乎是惟一可以逃脱社会谴责，并不受惩罚的恶习。人们通常认为，惩罚是制约恶行繁衍的有效手段。（《手淫》作者也曾宣称，他之所以著书将手淫这种恶行公布于众的原因之一，也是为揭露这种行为的私密性。）例如，有些女子由于惧怕丧失名誉而不敢偷情，但是她们却可以通过手淫来毫无顾虑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有什么能够阻止这种令人憎恶的癖好频繁发生呢？”［54］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14)
若想打破这种隐秘性质，就需要依靠一种新的教育手段。学校和教师们应该公开这种恶行，因为恶行一旦公开，就会引起重视——虽然，我们也许会对此提出质疑。首先，学校的数量，无论是男校还是女校，比起以往都大为增加。因此，处于成年人监控之外的青少年性问题就变得尤其尖锐起来。而且，在18世纪，青少年教育是追求自治、自我决策、道德自我的重要环节，也就是说，教育在启蒙运动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爱弥儿》的广泛传播以及对这本书的热烈讨论使手淫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另外一种从教育意义上对此进行的讨论则进一步推动了手淫文化的发展。英国作家、坦布里奇学校的校长维塞斯莫·诺克斯（vicesimus knox）在1783年写道，学校的教师们在进行反手淫的教育中，无论怎样恐吓都不为过；他建议“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地大肆渲染手淫的严重后果”。诺克斯1793年因为公开宣扬反对反革命性质的法国战争而被保守分子从布赖顿驱逐，他支持天主教的解放学说。由此可见，在现代新思想中，手淫是罪恶深重的。
《手淫》在德国掀起的热度是任何国家不能比拟的。致力于发展公民文化的德国教育学者们对手淫这种私密的恶习给予了充分关注。齐莫尔曼教授与提索、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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