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说，俄南体外排精的行为是为了避免怀孕。他还承认,《手淫》一书虽大获成功,“发行80多版”（不知伏尔泰从哪里得到的数字），但是“这一惊人数字”也只是“书商用来吸引读者的常见手段”。对于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部分历史，伏尔泰在其著作中也有所描述。他对于那位来自于洛桑的学者——提索——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称赞他将手淫文化从杂乱的贫民窟文化中提取出来，并赋予了清晰而系统的研究。伏尔泰之所以对提索的观点产生兴趣，并不是因为他被手淫所导致的医学疾病而吸引，而在于这一观点可以成为他反对教权主义的有力武器。基督教所提倡的独身、违反自然的禁欲都会导致扭曲的性享乐行为——前者催生了后者的存在。因此，在修道士、牧师和修女之间，手淫现象屡见不鲜。此外，伏尔泰以他攻击基督教的一贯语调讽刺说，那种宣称上帝出生于一个充满妓女和小偷的部落、俄南为标榜自己的不同，而将精液遗在地上的说法实属荒诞可笑，但基督教学者长期以来企图强加给教徒的解释则更为荒诞不经。然而，当要求伏尔泰对俄南的这一罪行——即手淫——进行评论时，他只是简单地说这种行为出于“扭曲的自我爱恋”——英国哲学家和性科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和弗洛伊德曾将这种“自我爱恋”定义为“自恋”。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大多数现代手淫文化的开创者一样，对这种自体性行为表示出焦虑和担心，因为它是与正常的社会道德背道而驰的。［34］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9)
让·雅克·卢梭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透彻。1762年7月8日，提索将自己的《论手淫》一书寄给卢梭。在两个月之前,《爱弥儿》——这部被公认为启蒙运动时期关于教育理论最著名的作品——得以问世发行。提索必定马上阅读了此书，并意识到自己和作者的观点有很多共识。于是，他写信推荐自己的作品，并很快得到回音。提索后来曾说“我与您（卢梭）的交往是我这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之一”。他将自己寄给卢梭的《论手淫》与《爱弥儿》划归一类，并写道,“在《论手淫》中，您将会看到，对于您在书中猛烈抨击并勇敢地将其公诸于世的这种恶行，一位医生则揭露了这种恶行将会给人体造成的所有危害”。这番话其实指的是手淫所引起的道德问题。卢梭这部著作的主角——爱弥儿，就时常受到这种性行为的困扰。不仅是爱弥儿，从广义上讲，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存在着这种困惑。卢梭在自己的作品中直白地说道,“只要有一次，他（一个教育家的学生）用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危险愉悦”来满足自己的性快感,“他就会迷失自我。”他不仅“至死都无法摆脱这种会给少年带来无穷危害的恶习”，而且这种行为令他无可救药。药物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但身体和心灵必然将受到侵害。更严重的是，通过手淫这种行为，爱弥儿无可救药地变成自己身体的奴隶。也许有人认为，少年手淫总强于与不良妇女发生肉体关系。但卢梭认为，如果与不良妇女发生肉体关系，少年还有得到挽救的可能。但如果他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情欲和满足感的来源，要想从中解脱出来可谓难上加难。尽管卢梭对于社会在决定个人身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怀着复杂的态度，社会仍然提供了救赎的余地。纯粹的自我是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而用自体性行为来挑起无尽情欲，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追求纯粹自我的行为，则完全走上了极端。［35］
卢梭作品的主题是手淫和自我塑造，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探讨。现在我们的话题是，手淫文化是如何传播至世界范围的。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对手淫这一道德问题的探讨已经超出了大众医学和学术医学的范围，对它的提及也不再仅限于教育学文章、反教权主义言论和百科全书中，它醒目地出现在《爱弥儿》这样一部文学的畅销书籍里。1762年末,《爱弥儿》的法文原版就已经印刷了3万多册，到18世纪末近20万册。这其中还不包括无数的译本。18世纪德国两位著名教育学者曾评价卢梭的《爱弥儿》“教会了思想家如何思考”。［36］由于这本书的影响，手淫这种在1700年还不敢公开谈论其名字的行为，在不到100年以后，已经为无数读者所熟知。人们被告诫，这种行为将会给个人道德带来前所未有的恶劣影响。
1762年7月22日，卢梭回信对提索表示感谢，感谢他寄来《论手淫》一书。在收到此书之后，想必卢梭一定很快地阅读了该书，因为该书的主题正合他心中所想。在他的感谢信中，卢梭写道，虽然那时他已经不再大量阅读书籍——尤其是医学书籍，但自从他拿起《论手淫》这本书，便深深为它所吸引。他很遗憾没有早点看到此书，不然，他将引用书中的内容以深化他在自己作品中对手淫的讨论。［37］
是什么使卢梭开始关注手淫问题，我们无从得知——尽管他在《忏悔录》中记载了自己的手淫行为，并描绘了这种行为如何影响了自己的性生活。这段著名的描述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反思。［38］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18世纪60年代，一位启蒙运动时期最伟大、最知名的医生和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一起，使一个50年前被普遍认为是淫秽下流的话题成为当时的文化讨论热点。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提索——那位著名医生——的作品仍然被无数知名学者所引用。而卢梭以自传的形式对于手淫话题的思考则成为手淫文化讨论的定式，至少在教育领域是这样。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10)
“我不是经常跟你说我是另一个卢梭吗？”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名人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在给他的朋友考珀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罗斯金恳请考珀夫人作他的说客，劝说罗斯陶奇家族将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他。他请考珀夫人向陶奇家族解释，他与前妻之所以解除婚约，并非因为他不能享受床笫之欢，而是因为他只是不能同那个女人进行正常的性生活。他以自己的手淫行为来证明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可以进行正常的性生活——而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恰好与之相反。罗斯金力图说明的是，他手淫的那段生活已经结束，他已经完全从这种行为中解脱出来。他告诉考珀夫人，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像黑夜一样消失了”。［39］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这段生活却成为证明他正常性能力的有利证据。
提索和卢梭各自代表了手淫文化的一种研究方向——一种从医学的角度，另一种从道德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两种不同的研究互相交错，共同发展。每一种研究方向都还拥有自己的分支，这些分支虽然有些俗鄙，但也值得尊敬。这些不同的分支在各自的领域内同样交错发展。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在大众医学领域内，手淫这个不再新鲜的话题是如何继续发展的。
约翰·马尔顿是第一个将手淫定义为一种疾病，并为这种疾病提供治疗方法的人。他的观点和思想延续了近200年。18世纪末期名噪一时的基列藿香膏（balm of gilead）就成功地利用了《手淫》和当时止痛项链所开创的医学道德市场。发明基列藿香膏的所罗门“医生”（dr.solomon）原本只是纽卡斯尔当地的一个鞋油推销员，后来他从阿伯丁大学——并非现在的阿伯丁大学，这里指的是当时一个贩卖文凭的学校——买来一个医学博士的文凭。起初，他只是将此药当做一般补品推销给顾客，然而到19世纪初期，这一药物变得更有针对性。他的公司出版的《健康指南》印刷了10万多份，为手淫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在当时，这种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和《手淫》一样，所罗门的《健康指南》一版再版，十分畅销。它的第52版共283页，然而到1814年出版的第64版时，就已经增长至312页，其中有9页专门列出在英国和美国的所有代理机构的名称，顾客可以在这些机构购买到此书和基列藿香膏。在鼎盛时期，公司每年仅广告推销费用就惊人地高达5000英镑，相当于一个工匠一年工资的100倍。该公司的广告宣称，手淫这种“具有欺骗意义的恶习”是“所有行为中对人体伤害最大的恶行”。和从前一样，公众对手淫的了解以及对这种行为的焦虑几乎完全来自于出版业和药品制造业的市场宣传。这一市场不仅本身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客源。
另一位名叫高斯（goss）的人撰写了一部《论健康》（至1830年至少再版十多次）。在书中，他引用了提索的观点，并声称女孩同样也会受到手淫行为的伤害，其伤害程度甚至超过男孩。因此，女孩也应得到帮助，而他的公司就可以提供专门的药品。19世纪末另一个著名的江湖庸医——詹姆斯·霍德森（james hodson）在其无耻的自我推销中，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拥有“这个国家其他医生们所不具备的高超医术”，各种“所谓的医生”都曾经试图窃取他的作品和成果，而且宣称他所研制的“波斯大补丸”对那些“被某种秘不可言的恶习所困扰”的人来说，是一剂灵丹妙药。霍德森还借鉴了早期止痛项链的做法——在繁忙的咖啡馆里进行销售活动——他提供固定的场所进行销售，并使其成为一个书信交流的中心——寻医问药的信件、提供病例的信函，以及定购药品或书籍的邮单都可以在那里获取。繁荣的市场助长了手淫文化的传播。市场上不断涌现出一版又一版与《手淫》类似的丛书，一边提供健康建议，一边以高价推销药品。［40］直到20世纪，提索的《论手淫》在欧洲一直行销不断，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本书的大获成功无疑也为报纸广告中各种药品的销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11)
19世纪中期时，治疗手淫的药品市场中不再仅限于药剂和药丸，各种医疗手段都介入进来。出于对手淫问题的焦虑和罪恶感，只要能够阻止手淫对身体造成伤害，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于它的需求总是源源不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也使治疗手淫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各种花样层出不穷。例如：阴茎勃起报警器、可以把阴茎锁起来的小盒子、睡觉时用的手铐、可以使被子不覆盖生殖器部位的摇床、防止女孩子将两腿叉开而将两脚捆在一起的脚绊……仅在美国就有至少20个这样的专利。［41］许多健康丛书则督促家长要时时提高警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1712年被发现的疾病给广大的医疗市场带来极其丰厚的利润。
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各种治疗手淫的专门产品和不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公共健康政策的争论，使手淫一直成为关注的话题。虽然他们的言论往往出自于不同的缘由，但在一个观点上却形成了共识：手淫行为是对人类性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全盘否定，它所引起的后果十分严重，是所有罪恶、道德败坏、离经叛道的根源。19世纪的一位颅骨相学家福勒（o.s.fowler）撰写了一部关于所有性变态行为的书，这本书也发行了近50万册。书中说道，手淫是“罪中之罪，恶中之恶”，它将导致无数的“性败坏、性无能、各种疾病以及道德败坏，其总数甚至远远超过其他各种非正常性行为的总和”。虽然福勒并不否认这种行为会产生自我愉悦，其他的人却不以为然。美国著名的医疗改革运动发起人、麦片王国的创始人凯洛格医生（j.h.kellogg）认为，手淫是人类所有性怪癖中最恶劣的一种。他毫不掩饰对手淫的反感，称之为“人类的大敌”，是比私下性交易的“丑恶行径”更加“令人憎恶的恶行”。著名的薄脆饼干的创始人希尔维斯特·格兰汉姆（sylvester graham）也曾表示过同样的观点。［42］
将医学和道德教育相混合的18世纪学术传统依然在延续。由于手淫对身体的伤害往往发生在不知不觉中，对于这一行为的警告出现在各个领域。例如：20世纪初出版的《童子警探》就对少年精英以及那些先前没有读过关于手淫文化著作的人提出警告。童子军运动的创始人贝登堡勋爵（baden powell）说道，如果这种“淫猥”的行为成为习惯，那么它很快就会“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被这种行为折磨的那些不幸的人们最终将注定“进入疯人院”。在另一部流传甚广的小册子的前言中，美国童子军的领袖警告说，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只有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因过度手淫而不得不被送入疯人院。这种病几乎无药可救”。即便是大一点的男孩也无法幸免。一旦加入皇家海军，每个人都会被发给一本邱鲁比著的《健康童年》，书中告诫大家，不正确地玩弄私处会导致神经错乱，这种行为是任何一个正常男性都应该自觉抵制的。［43］
女孩得到的警告则更为严重。曾为男孩著书警告的一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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